“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是一個牽動千家萬戶的話題，也是一道難題。

　　日前，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六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政協委員專門圍繞“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建言獻策，足以說明其重要性。課外負擔過重，壓得孩子氣喘吁吁。15位全國政協委員懷著對國家、對孩子們的誠摯愛心，深入調查研究，剖析問題原因，提出對策建議。

　　頑癥，一病多因

　　本次雙周協商會之前，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陳曉光率領下，由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組織的調研組，先后到北京、湖南、安徽等地調研，開了19場座談會，實地考察16所學校和培訓機構，與500多人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研討。

　　今年2月，教育部等4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各地積極落實、摸排整改、開局良好。但委員們仍在調研中發現不少問題。

　　“課外輔導多”是一個頑癥。全國基礎教育階段學生校外培訓參與率達到47.2%，每周平均5.4小時!根據中國教育學會統計，2016年中國中小學生課外輔導市場規模達8000億元人民幣，參加課外輔導的學生有1.3億人次。

　　委員們介紹說，在很多地方，孩子們走出校門，即被各種培訓機構“領”走，或直接前往各種校外培訓，或趕赴某一培訓機構寫作業。等家長們下班接回家后，孩子們要接著寫輔導班布置的大量作業，直到深夜……

　　“培訓機構亂象”，既是“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典型癥狀，又是“頑癥”之源。

　　據了解，一些地方教育培訓機構中，依法取得教育部門辦學許可的不到20%，經工商部門登記的教育咨詢企業60%，未辦理任何手續從事教育培訓的達20%多，潛在的安全、食品、衛生、消防隱患問題令人擔憂。

　　全國政協委員、大連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民革遼寧省委主委溫雪瓊說，“產生這些問題，主要是由于部門監督職責不清、法律規定不明，對校外培訓機構資質注冊混亂、‘走商不走教’、打教育咨詢和培訓擦邊球、超范圍經營、超性質營利、超前超綱教學、過度營銷等現象缺乏有效約束，監管存在‘灰色’或‘真空’地帶。”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也指出，“缺乏監管帶來的問題是，培訓機構利用各類營銷宣傳，迎合和制造家長的焦慮，在教學內容上，超前超綱，讓孩子不停地進行‘填鴨式’學習，扼殺了孩子獨立思考能力和良好的學習習慣。”

　　“校外培訓機構的教材管理也是個盲區，眾多校外培訓機構使用的面廣量大的教學用書，基本處于無政策邊界、無審查規范、無教育監管的狀態，產生的負面影響很突出。”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說。

　　全國政協委員、江西科技師范大學副校長、民革江西省委副主委徐景坤表示，“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管理一緊一松的狀態，也導致了學生課外負擔重問題。”

　　改變，為何艱難

　　“誰都認為該減負，減到誰家誰喊疼”。這句感慨說出了“減負之難”和“減負之困”。

　　近年來，國家下大力深化教育教學改革，發展素質教育，減負行動不斷推進。然而卻出現了“校內減負、校外增負”“教師減負、家長增負”等新問題。幾名政協委員表示，中小學生“減負”已從教育問題轉變成社會問題。

　　社會“增負”行為正在抵消校內“減負”成果。各地紛紛出臺的“提早放學”“縮短家庭作業時間”等減負新政，在實踐中被扭曲、走樣和變形。校內減少的學習時間，直接被校外培訓占用。家長三點半無法接孩子放學，無奈也只能將孩子送進五花八門的培訓機構。

　　為什么會這樣?

　　家長在喊“難”。有委員在某省調研中發現，35.5%的家長認為減負會影響考試成績。家長們的“成績恐懼”被培訓機構利用。許多課外培訓機構不斷宣稱，“別人都在培訓，就你的孩子沒有”“少一次培訓，少一份機會”“輸掉補習機會就是輸掉人生機會”，強化了家長焦慮，擾亂了教育秩序。

　　學校在喊“困”。如果學生學習時間短了，升學率怎么保證?教師業績怎么提升?所以，為達到升學率、優質率，許多學校要求學生每日作業由家長“例行”簽字，教師通過微信內“批評表揚”，將校內教學任務變相推至家庭。于是，畸形競爭壓力進一步傳導，“狼爸、虎媽”成群產生，“減負恐懼”受到激勵，原本良性的“家校共育”模式，也走偏了。

　　培訓機構在喊“冤”。學生、家長、社會有需求，我們滿足這個需求，難道有錯?校外輔導的市場是客觀存在的，為什么就不能做?校內“吃不飽”，校外就得“加餐”，這難道不對嗎?

　　溫雪瓊認為，民眾的教育需求已經從“有學上”進入了“上好學”階段，但優質教育資源仍然需要通過激烈競爭才能獲得，因此家長和學校都通過校外補課的方式來提升競爭力。

　　身為北京四中校長的馬景林委員認為，校外培訓機構應成為公立學校的補充，“確實有些孩子需要校外一對一的幫助，但如果在這些民辦機構里面仍然是重復式、訓練式學習，學生的負擔會成倍增長。”馬景林呼吁減負不能以犧牲學校教育質量為代價。“學習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完全把學習說成很快樂的事，孩子們可能會有更多不合理期待，學習什么時候苦、什么時候樂，是可以研究的。”

　　出路，仍是改革

　　委員們表示，要充分認識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這一問題的復雜性、艱巨性、長期性，要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政府主導，構建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三位一體”的育人體系，綜合治理、疏堵結合，深化改革，精準施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主張，要加強綜合治理。要治理無資質的“黑機構”，規范培訓機構的入門標準和程序、業務項目和收費標準，規范公開資質信息的內容和平臺，抓緊出臺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細則，提高依法辦學和依法行政的科學化水平。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常委、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十分關注公立學校與培訓機構背后的利益鏈條問題。“近年來，部分公立學校與培訓機構在招生中的相互勾連行為，讓家長極為不滿。其中最為詬病的就是所謂‘占坑班’。”“應形成長效治理機制，徹底切斷學校與培訓機構背后的利益鏈條。”

　　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副省長、河海大學副校長陳星鶯表示，從教育一線的情況來看，學校課堂教學質量較高，學生課外負擔就會比較輕。因此建議教育部門尋找“減負提質”的痛點、難點、堵點，通過落實課程計劃、提高教師教學水平、規范作息時間等手段，全面提升課內質量，切實降低家長課外補習的需求。

　　“可以將中小學學習的重點和策略，由單向和被動地接受知識灌輸，轉移到自主探索學習，注重發現和創造，以適應國家發展方向和世界發展潮流。”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及港專學院校長陳卓禧建議。

　　全國政協委員、吉林省白城市副市長鄧健進一步提出了融合家校教育方式，建立以學生成長成才為目標、以興趣發展為導向、以學生訴求為中心的教育教學體系的建議。

　　“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教育評價方式也亟待糾正。”全國政協委員、包頭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民革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主委白清元說。

　　“還應持續推進課程改革，使課程結構具有均衡性、綜合性、選擇性，改變課程評價過分強調甄別與選拔功能，發揮評價促進學生綜合素養發展、教師素質提高和改進教學實踐的功能。”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副區長、民革上海市委員會主委李國華表示。

　　高考改革才是真正的“牛鼻子”。委員們認為，要加快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不斷完善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改變“唯分數”評價學生、“唯升學率”評價學校的片面做法，真正把減負的“指揮棒”揮起來。